拉萨至林芝途中,有一段茶马古道。这是在大山旁的一段山道,迂回曲折,沿着一条摇摇晃晃的古老的小木桥,跨过尼洋河,再穿过桥头堡,踏上一段崎岖不平的石阶,消失在崇山峻岭的深处。
站在木桥的桥头堡上,抚摸那一条条裂开的木柱,仿佛看到千百年来,它所承载的悲凉与沧桑。桥下那奔腾咆哮的河水,更会使人思绪万千,而发思古之幽情......
据史料:茶马古道是指存在于中国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茶马古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域称谓,是一条世界上自然风光最壮观,文化最为神秘的旅游绝品线路,它蕴藏着开发不尽的文化遗产。
唐宋时期,内地输往藏区的茶叶主要是青藏道。从明代开始,川藏茶道正式形成,川藏川茶道的兴起,促使川藏沿线商业城镇的兴起和西藏和内地的联系,川藏茶道既是一条经济线,也是一条政治线、国防线,使外国势力再也无力把西藏从我国分离出去。
我国茶叶产于南方,四川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种茶、饮茶的发源地。秦汉以前,只有四川一带饮茶和有茶的商品生产。到唐代形成了我国盛产茶叶的局面,并从唐代开始,四川绵州、蜀州、邛州等地的茶叶,就从其它地区的茶叶流入西藏地区,开始了藏族人民饮茶的历史,出现了茶叶输往西藏的道路。在唐代,青藏道是西藏地区与中原地区往来的主要交通道。唐代吐蕃王朝对外扩张,除南线争夺南沼外几乎都是经青海地区,北线争夺河西、陇右、西线争夺安西四镇,东线争夺剑南。唐蕃之间的和亲、问聘等使臣往来,都是由天水、大非川、暖泉、河源、通天河到逻些(今拉萨)。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也是经青海入藏。总之,唐代中原与西藏地区的交通大道是青藏道而不是川藏道。唐代内地茶叶输往西藏的茶道自然是青藏道。 随着吐蕃王朝的瓦解,宋代藏族地区处于分袭状态,青藏道已失去的军事要道和官道的作用。但自唐代茶叶传入藏区以后,茶叶所具有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使肉食乳饮的畜牧人民皆饮茶成风。西北各族纷纷在沿边卖马以购买茶叶,而宋朝为了获得战马,便决定在西北开展茶马贸易,出卖茶叶,购买战马。北宋熙宁以后便在四川设置茶马司,将四川年产3000万斤茶叶的大部分运往甘肃、青海地区设置数以百计的卖茶场和数十个买马场,并规定名山茶只许每年买马不得它用,每年买马达15000匹以上。从而使青藏道由唐代的军事政治要道成为茶道。
清朝进一步加强了对康区和西藏的经营,设置台站,放宽茶叶输藏,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之地,更使川藏茶道进一步繁荣。这样,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由雅安、天全越马鞍山、泸定到康定的“小路茶道”和由雅安,荥经越大相岭、飞越岭、泸定至康定的“大路茶道”,再由康定经雅江、里塘、巴塘、江卡、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和由康定经乾宁、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渡金沙江至昌都与南路会合至拉萨的北路茶道。这条由雅安至康定,康定至拉萨的茶道,既是明清时期的川藏道,也是今天的川藏道。 川藏道崎岖难行,开拓十分艰巨。由雅安至康定运输茶叶,少部分靠骡马驮运,大部分靠人力搬运,称为“背背子”。行程按轻重而定,轻者日行40里,重者日行2-30里。途中暂息,背子不卸肩,用丁字形杵拐支撑背子歇气。杵头为铁制,每杵必放在硬石块上,天长日久,石上留下窝痕,至今犹清晰可见。从康定到拉萨,除跋山涉水之外,还要经过许多人烟稀少的草原,茂密的森林,辽阔的平原,要攀登陡削的岩壁,两马相逢,进退无路,只得双方协商作价,将瘦弱马匹丢入悬岩之下,而让对方马匹通过。要涉过汹涌泡哮的河流,巍峨的雪峰。长途运输,风雨侵袭,骡马驮牛,以草为饲,驮队均需自备武装自卫,携带幕帐随行。宿则架帐餐饮,每日行程仅20-30里。加上青藏高原,天寒地冷,空气稀薄,气候变化莫测,民谚说:“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形象地描述了行路难的景况。川茶就是在这艰苦的条件下运至藏区各地的,川藏茶道就是汉藏人民在这样艰苦条件下开拓的。川藏茶道的开拓,也促进了川藏道沿线市镇的兴起。大渡河畔被称为西炉门户的泸定,明末清初不过是区区“西番村落”,境属沈村,烹坝,为南路边茶入打箭炉的重要关卡。康熙四十五年(1706)建铁索桥。外地商人云集泸定经商。到宣统三年(1911)设为县治,1930年已有商贾30余家,成为内地与康定货物转输之地。
鸦片战争以后,英帝国主义为了侵略西藏,就力图使印茶取代华茶在西藏行销。他们认为一旦印茶能取代川省边茶的地位,英国即可垄断西藏之政治与经济。为此,英帝国主义甚至用武力入侵拉萨,强迫印茶输藏。从此,川茶又成为反对英国侵略西藏的武器。反对印茶销藏,保护川茶销藏,成了反对英国侵略西藏的重要内容。
当时西藏人民为了国家利益,宁愿以高出印茶十来倍的价格购买川茶,而拒食印茶。西藏地方政府面临印茶销藏带来的政治经济危机,更是竭力主张禁止印茶入藏。十三世达赖喇嘛还亲自出面向清廷呼吁,要求清朝政府配合行动,制止印度茶销藏。清朝四川总督刘秉璋更是主张力禁印茶行藏,免贻后患无穷。清廷奉命与英国谈判《藏印通商章程》的张荫棠从川藏茶利,汉藏经济,政府收税,以及茶农茶商利益考虑,亦力主反对英国在西藏侵销印茶,保护川茶销藏。其后川督赵尔丰为了反对英帝侵略西藏,保卫边疆,则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支持西藏人民抵制印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川茶,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打破边茶不出炉关的限制。并在里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减少中间环节,迅速将川茶运往西藏。四川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民国时期,由于国内内战,印茶乘机大量销入藏区,西藏地方上层在英帝国主义的煽动下进攻川边地区,四川与西藏发生军事冲突。双方的亲密联系有所削弱,唯川茶仍畅行于川藏之间。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川茶更成为一种“国防商品”,沟通内地与西藏的重要经济联系,并借此而增进了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的政治关系和汉藏民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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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至林芝途中,有一段茶马古道。这是在大山旁的一段山道,迂回曲折,沿着一条摇摇晃晃的古老的小木桥,跨过尼洋河,再穿过桥头堡,踏上一段崎岖不平的石阶,消失在崇山峻岭的深处。
站在木桥的桥头堡上,抚摸那一条条裂开的木柱,仿佛看到千百年来,它所承载的悲凉与沧桑。桥下那奔腾咆哮的河水,更会使人思绪万千,而发思古之幽情......
据史料:茶马古道是指存在于中国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茶马古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域称谓,是一条世界上自然风光最壮观,文化最为神秘的旅游绝品线路,它蕴藏着开发不尽的文化遗产。
唐宋时期,内地输往藏区的茶叶主要是青藏道。从明代开始,川藏茶道正式形成,川藏川茶道的兴起,促使川藏沿线商业城镇的兴起和西藏和内地的联系,川藏茶道既是一条经济线,也是一条政治线、国防线,使外国势力再也无力把西藏从我国分离出去。
我国茶叶产于南方,四川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种茶、饮茶的发源地。秦汉以前,只有四川一带饮茶和有茶的商品生产。到唐代形成了我国盛产茶叶的局面,并从唐代开始,四川绵州、蜀州、邛州等地的茶叶,就从其它地区的茶叶流入西藏地区,开始了藏族人民饮茶的历史,出现了茶叶输往西藏的道路。在唐代,青藏道是西藏地区与中原地区往来的主要交通道。唐代吐蕃王朝对外扩张,除南线争夺南沼外几乎都是经青海地区,北线争夺河西、陇右、西线争夺安西四镇,东线争夺剑南。唐蕃之间的和亲、问聘等使臣往来,都是由天水、大非川、暖泉、河源、通天河到逻些(今拉萨)。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也是经青海入藏。总之,唐代中原与西藏地区的交通大道是青藏道而不是川藏道。唐代内地茶叶输往西藏的茶道自然是青藏道。 随着吐蕃王朝的瓦解,宋代藏族地区处于分袭状态,青藏道已失去的军事要道和官道的作用。但自唐代茶叶传入藏区以后,茶叶所具有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使肉食乳饮的畜牧人民皆饮茶成风。西北各族纷纷在沿边卖马以购买茶叶,而宋朝为了获得战马,便决定在西北开展茶马贸易,出卖茶叶,购买战马。北宋熙宁以后便在四川设置茶马司,将四川年产3000万斤茶叶的大部分运往甘肃、青海地区设置数以百计的卖茶场和数十个买马场,并规定名山茶只许每年买马不得它用,每年买马达15000匹以上。从而使青藏道由唐代的军事政治要道成为茶道。
清朝进一步加强了对康区和西藏的经营,设置台站,放宽茶叶输藏,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之地,更使川藏茶道进一步繁荣。这样,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由雅安、天全越马鞍山、泸定到康定的“小路茶道”和由雅安,荥经越大相岭、飞越岭、泸定至康定的“大路茶道”,再由康定经雅江、里塘、巴塘、江卡、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和由康定经乾宁、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渡金沙江至昌都与南路会合至拉萨的北路茶道。这条由雅安至康定,康定至拉萨的茶道,既是明清时期的川藏道,也是今天的川藏道。 川藏道崎岖难行,开拓十分艰巨。由雅安至康定运输茶叶,少部分靠骡马驮运,大部分靠人力搬运,称为“背背子”。行程按轻重而定,轻者日行40里,重者日行2-30里。途中暂息,背子不卸肩,用丁字形杵拐支撑背子歇气。杵头为铁制,每杵必放在硬石块上,天长日久,石上留下窝痕,至今犹清晰可见。从康定到拉萨,除跋山涉水之外,还要经过许多人烟稀少的草原,茂密的森林,辽阔的平原,要攀登陡削的岩壁,两马相逢,进退无路,只得双方协商作价,将瘦弱马匹丢入悬岩之下,而让对方马匹通过。要涉过汹涌泡哮的河流,巍峨的雪峰。长途运输,风雨侵袭,骡马驮牛,以草为饲,驮队均需自备武装自卫,携带幕帐随行。宿则架帐餐饮,每日行程仅20-30里。加上青藏高原,天寒地冷,空气稀薄,气候变化莫测,民谚说:“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形象地描述了行路难的景况。川茶就是在这艰苦的条件下运至藏区各地的,川藏茶道就是汉藏人民在这样艰苦条件下开拓的。川藏茶道的开拓,也促进了川藏道沿线市镇的兴起。大渡河畔被称为西炉门户的泸定,明末清初不过是区区“西番村落”,境属沈村,烹坝,为南路边茶入打箭炉的重要关卡。康熙四十五年(1706)建铁索桥。外地商人云集泸定经商。到宣统三年(1911)设为县治,1930年已有商贾30余家,成为内地与康定货物转输之地。
鸦片战争以后,英帝国主义为了侵略西藏,就力图使印茶取代华茶在西藏行销。他们认为一旦印茶能取代川省边茶的地位,英国即可垄断西藏之政治与经济。为此,英帝国主义甚至用武力入侵拉萨,强迫印茶输藏。从此,川茶又成为反对英国侵略西藏的武器。反对印茶销藏,保护川茶销藏,成了反对英国侵略西藏的重要内容。
当时西藏人民为了国家利益,宁愿以高出印茶十来倍的价格购买川茶,而拒食印茶。西藏地方政府面临印茶销藏带来的政治经济危机,更是竭力主张禁止印茶入藏。十三世达赖喇嘛还亲自出面向清廷呼吁,要求清朝政府配合行动,制止印度茶销藏。清朝四川总督刘秉璋更是主张力禁印茶行藏,免贻后患无穷。清廷奉命与英国谈判《藏印通商章程》的张荫棠从川藏茶利,汉藏经济,政府收税,以及茶农茶商利益考虑,亦力主反对英国在西藏侵销印茶,保护川茶销藏。其后川督赵尔丰为了反对英帝侵略西藏,保卫边疆,则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支持西藏人民抵制印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川茶,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打破边茶不出炉关的限制。并在里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减少中间环节,迅速将川茶运往西藏。四川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民国时期,由于国内内战,印茶乘机大量销入藏区,西藏地方上层在英帝国主义的煽动下进攻川边地区,四川与西藏发生军事冲突。双方的亲密联系有所削弱,唯川茶仍畅行于川藏之间。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川茶更成为一种“国防商品”,沟通内地与西藏的重要经济联系,并借此而增进了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的政治关系和汉藏民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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