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前日先后宣布，自明年元旦起实行火车票实名制。由此，2012年春运期间，原先只在部分地区试点实施的火车票实名制，将推广到全国多个重点地区。
实名制作为近年来每到春运讨论最多的一个话题，其中蕴含了中国人太多的期待。实行实名制的目的固然是为了遏制“黄牛”，但在现实语境下，为打击“黄牛”而生的实名制能否“实至名归”？黄牛党横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显然还需要时间和实践来解答。
为缓解火车票购票压力，防止黄牛倒票行为，2003年春运期间，重庆火车站就率先试行车票背面填写姓名，车站派出所盖章，旅客持证登车。不过这一政策仅实行6天就夭折了，原因是购票旅客多，登记难，人工核对实名制车票上的信息十分耗时，平均每人需要花费半分钟，影响了正常的候车秩序。这是火车票实名制的雏形。
2010年春运期间，广铁集团、成都铁路局开始试行火车票实名制。今年6月1日，全国动车组开始实行火车票实名制。但动车组列车将实行购票实名制后，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使人们对其效果产生质疑，其中实名车票丢失不补需重购车票也是让铁路部门屡屡站在被告席上，媒体随之又群而攻之，对其效果大加批判。
铁道部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原来只在部分地区试点实施的火车票实名制，2012年春运期间将推广到全国一些重点地区。除京沪外，南京、太原、呼和浩特、沈阳、西安等地的铁路部门也为明年元旦后或春运期间实施所有火车票实名制作宣传———除了G、D、C字头动车组实名购票验票外，Z、T、K字头的普通列车也将实名购票验票。
目前火车实名制中还有诸如进站乘车大量而繁重的人、证、票核查，车票丢失补回，黄牛租证代购等问题需要采取的有效的管理手段解决。铁路部门已经在陆续采取与实名制相配套的举措，如加快推进互联网售票，全面实行电话订票业务，加快车站验证系统安装，研究实名车票丢失补办办法，加强黄牛查处打击等，这些举措和趋势都可以更好地解决实名制的一些问题。
尽管火车票实名制被认为是向公平购票秩序和安全乘车环境迈进的开始，但仍存在着不少现实的未知的困难。
实名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不是资源的增量，而是资源存量配置如何公平。尽管实名制开始推广实施，但仍然需要信息充分释放和分享、交流得以在真诚和互动的程序中进行。只有建立在有效互动基础上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完善，才可能更加理性，同时也更能获得公众的理解和认同。必须改变过去那种由政府部门垄断话语、议程和方案选择的传统思维，引入一种面向公众的、开放的、互动的政策制定模式。
在实名制面前，高级“黄牛党”与铁道部门的“内鬼”可能会更紧密地勾结在一起，分工合作，由“黄牛党”在外面透露信息，收集旅客的身份证号，收取高额的手续费，而后由“内鬼”向“黄牛党”出票，再转给旅客。最“低级”的黄牛党，才靠排队买票，然后倒卖；“高级”的黄牛党完全靠关系，他们可以打通并维持好与车站人员、其他票贩团体乃至黑恶势力的关系，同时对票务情况了如指掌，知道倒票市场行情，何时什么票最紧缺，什么票可以卖出高价。
从商业角度看，所谓黄牛就是二级票务市场的供应商，其存在基础是：一级市场未能有效配置资源，具体而言，就是车票的稀缺性未能在票面价格中得到充分表达；只要这一条件成立，对二级票务市场的需求必定存在，二级供应商便有存在基础。而车票黄牛与普通票务代理的唯一差别是，法令将其置于非法地位，这一非法地位会对二级市场造成某种扭曲，但历史经验表明，只要需求足够旺盛，法令从来未能消除交易机会。
以春运为例，“黄牛党”倒票，实质上是一种中介行为，其本身并不是火车票的实际控制者。火车票如何分配，分给谁，这些权力掌控在铁路部门手中。“黄牛”不可能绕过铁路部门，直接将票打印出来。
“黄牛党”要获得火车票，或者从权力部门手中买，或者去售票窗口排队搞人海战术。如果采取第一种途径，权力部门实际上才是真正的“黄牛党”，而买票的“黄牛党”则相当于我们购票人。如果没有“黄牛党”，因为票源分配的不透明，同样无法保证这些票进入售票窗口销售，而很可能以“关系票”的形式被倒卖。所以，造成票源紧张的责任在权力部门人员的监守自盗，和垄断造成的票源分配不透明。
要实现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必须打破垄断和特权。消除了不合理的制度，各个领域的“黄牛党”自然也就会消退。要解决备受关注的春运问题，打击“黄牛党”同样治标不治本。今年，铁道路还推出一系列打击铁路系统内部人员倒票行为的措施，例如规定出票人员不许带钱包上岗等，但这些规定仍是自己人监督自己人，效果也自然无从保证。让火车票分配真正公开、透明，让铁路部门的权力受到外部监督、让价格市场化才是春运的解决之道。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风田在其博客中说，春节期间火车票之所以“一票难求”，不少因腐败而生，虽然持续多年但铁道部一直没有把黑幕挖出来。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过去每年都会出现第一个在售票窗口排队者都买不到票的现象，你可以想象这里面存在多大的腐败问题？铁道部内鬼与黄牛党利益联盟已形成多年，单纯让铁道部来反腐败是永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自从实名制进入中国十余年，用途似乎越来越广泛，俨然成了包治百病的监管高招，甚至很多行业患上了“实名制依赖症”。在花样翻新的实名制背后，隐藏的也许是某种监管的尴尬与无力。
新世纪周刊去年一期的封面文章指出，先进的科技为政府提供了网络化、数字化的社会治理和控制手段，个体仿佛已然成为“透明人”。中国社会在快速、全面、无情地“实名化”，但隐私保护重官轻民， 防止商业和公权机关滥用个人信息刻不容缓。先进的科技也为政府提供了网络化、数字化的社会治理和控制手段，个体仿佛已然成为“透明人”。一边是普通人越来越“透明”，一边却是官员和政府，许多本该更透明的事情还在灰幕之中对于目前“实名制”的不满，还在于透明度本身的不平衡。而铁路部门的透明度公认为最低。
难怪一向出语泼辣的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撰文提醒，“‘实名制’正在成为中国行政管理的‘伟哥’。”“中国社会存在着滥用实名制的巨大危险。”
火车票实名制究竟能否成为“黄牛解毒丸”，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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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前日先后宣布，自明年元旦起实行火车票实名制。由此，2012年春运期间，原先只在部分地区试点实施的火车票实名制，将推广到全国多个重点地区。
实名制作为近年来每到春运讨论最多的一个话题，其中蕴含了中国人太多的期待。实行实名制的目的固然是为了遏制“黄牛”，但在现实语境下，为打击“黄牛”而生的实名制能否“实至名归”？黄牛党横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显然还需要时间和实践来解答。
火车票实名制扫“黄”，看上去很美，做起来不易
实名制早在8年前就试点，但效果并不理想
为缓解火车票购票压力，防止黄牛倒票行为，2003年春运期间，重庆火车站就率先试行车票背面填写姓名，车站派出所盖章，旅客持证登车。不过这一政策仅实行6天就夭折了，原因是购票旅客多，登记难，人工核对实名制车票上的信息十分耗时，平均每人需要花费半分钟，影响了正常的候车秩序。这是火车票实名制的雏形。
2010年春运期间，广铁集团、成都铁路局开始试行火车票实名制。今年6月1日，全国动车组开始实行火车票实名制。但动车组列车将实行购票实名制后，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使人们对其效果产生质疑，其中实名车票丢失不补需重购车票也是让铁路部门屡屡站在被告席上，媒体随之又群而攻之，对其效果大加批判。
此次实名制仅限重点地区，并非全国铺开
铁道部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原来只在部分地区试点实施的火车票实名制，2012年春运期间将推广到全国一些重点地区。除京沪外，南京、太原、呼和浩特、沈阳、西安等地的铁路部门也为明年元旦后或春运期间实施所有火车票实名制作宣传———除了G、D、C字头动车组实名购票验票外，Z、T、K字头的普通列车也将实名购票验票。
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不少现实和未知困难
目前火车实名制中还有诸如进站乘车大量而繁重的人、证、票核查，车票丢失补回，黄牛租证代购等问题需要采取的有效的管理手段解决。铁路部门已经在陆续采取与实名制相配套的举措，如加快推进互联网售票，全面实行电话订票业务，加快车站验证系统安装，研究实名车票丢失补办办法，加强黄牛查处打击等，这些举措和趋势都可以更好地解决实名制的一些问题。
尽管火车票实名制被认为是向公平购票秩序和安全乘车环境迈进的开始，但仍存在着不少现实的未知的困难。
扫“黄”要给力，铁路部门不能“高举低打”
决策要有新思维
实名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不是资源的增量，而是资源存量配置如何公平。尽管实名制开始推广实施，但仍然需要信息充分释放和分享、交流得以在真诚和互动的程序中进行。只有建立在有效互动基础上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完善，才可能更加理性，同时也更能获得公众的理解和认同。必须改变过去那种由政府部门垄断话语、议程和方案选择的传统思维，引入一种面向公众的、开放的、互动的政策制定模式。
不能就“低”不就“高”
在实名制面前，高级“黄牛党”与铁道部门的“内鬼”可能会更紧密地勾结在一起，分工合作，由“黄牛党”在外面透露信息，收集旅客的身份证号，收取高额的手续费，而后由“内鬼”向“黄牛党”出票，再转给旅客。最“低级”的黄牛党，才靠排队买票，然后倒卖；“高级”的黄牛党完全靠关系，他们可以打通并维持好与车站人员、其他票贩团体乃至黑恶势力的关系，同时对票务情况了如指掌，知道倒票市场行情，何时什么票最紧缺，什么票可以卖出高价。
权力部门才是真正的“黄牛党”
实名制将会改变黄牛的商业模式，但不会让它消失
从商业角度看，所谓黄牛就是二级票务市场的供应商，其存在基础是：一级市场未能有效配置资源，具体而言，就是车票的稀缺性未能在票面价格中得到充分表达；只要这一条件成立，对二级票务市场的需求必定存在，二级供应商便有存在基础。而车票黄牛与普通票务代理的唯一差别是，法令将其置于非法地位，这一非法地位会对二级市场造成某种扭曲，但历史经验表明，只要需求足够旺盛，法令从来未能消除交易机会。
票源紧张的真正责任不在“黄牛党”
以春运为例，“黄牛党”倒票，实质上是一种中介行为，其本身并不是火车票的实际控制者。火车票如何分配，分给谁，这些权力掌控在铁路部门手中。“黄牛”不可能绕过铁路部门，直接将票打印出来。
“黄牛党”要获得火车票，或者从权力部门手中买，或者去售票窗口排队搞人海战术。如果采取第一种途径，权力部门实际上才是真正的“黄牛党”，而买票的“黄牛党”则相当于我们购票人。如果没有“黄牛党”，因为票源分配的不透明，同样无法保证这些票进入售票窗口销售，而很可能以“关系票”的形式被倒卖。所以，造成票源紧张的责任在权力部门人员的监守自盗，和垄断造成的票源分配不透明。
打破垄断、清除腐败才能实现公平
要实现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必须打破垄断和特权。消除了不合理的制度，各个领域的“黄牛党”自然也就会消退。要解决备受关注的春运问题，打击“黄牛党”同样治标不治本。今年，铁道路还推出一系列打击铁路系统内部人员倒票行为的措施，例如规定出票人员不许带钱包上岗等，但这些规定仍是自己人监督自己人，效果也自然无从保证。让火车票分配真正公开、透明，让铁路部门的权力受到外部监督、让价格市场化才是春运的解决之道。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风田在其博客中说，春节期间火车票之所以“一票难求”，不少因腐败而生，虽然持续多年但铁道部一直没有把黑幕挖出来。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过去每年都会出现第一个在售票窗口排队者都买不到票的现象，你可以想象这里面存在多大的腐败问题？铁道部内鬼与黄牛党利益联盟已形成多年，单纯让铁道部来反腐败是永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实名制”正在成为中国行政管理的“伟哥”
一边是普通人日趋透明，一边是官员隐在灰幕中
自从实名制进入中国十余年，用途似乎越来越广泛，俨然成了包治百病的监管高招，甚至很多行业患上了“实名制依赖症”。在花样翻新的实名制背后，隐藏的也许是某种监管的尴尬与无力。
新世纪周刊去年一期的封面文章指出，先进的科技为政府提供了网络化、数字化的社会治理和控制手段，个体仿佛已然成为“透明人”。中国社会在快速、全面、无情地“实名化”，但隐私保护重官轻民， 防止商业和公权机关滥用个人信息刻不容缓。先进的科技也为政府提供了网络化、数字化的社会治理和控制手段，个体仿佛已然成为“透明人”。一边是普通人越来越“透明”，一边却是官员和政府，许多本该更透明的事情还在灰幕之中对于目前“实名制”的不满，还在于透明度本身的不平衡。而铁路部门的透明度公认为最低。
难怪一向出语泼辣的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撰文提醒，“‘实名制’正在成为中国行政管理的‘伟哥’。”“中国社会存在着滥用实名制的巨大危险。”
火车票实名制究竟能否成为“黄牛解毒丸”，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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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时期，您打算通过什么渠道购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