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澧 学者
当今全球化时代,当真是巴西雨林的蝴蝶拍拍翅膀,美国的德克萨斯平原也会刮飓风。利比亚发生民变,卡扎菲还没倒,伦敦政经学院却倒了院长。原来,卡扎菲的
二儿子赛义夫·伊斯兰·卡扎菲是毕业于该校的博士,攻读期间,同时在国内推行改革,为此成立的“卡扎菲基金会”曾给母校捐过钱。民变一起,西方民众和舆论
对利比亚有了新看法。拿卡扎菲的钱,那还了得?院长霍华德·戴维斯只得辞职。
还有人揭发赛义夫论文抄袭。读过其论文的政治学国际名师本杰明·巴伯很不以为然地说:赛义夫论文写的是如何将西方政治文明与阿拉伯传统相结合,他要引用很多思想家的话,如果这也算抄袭,那我带过的六十个博士都抄袭了。只是众口铄金,名师也是跳到黄河洗不清了。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被观察家视作卡扎菲接班人的赛义夫劝说其父转轨,与美国改善关系,避免成为下一个目标。在他的建议下,利比亚宣布放弃发展
核武器。同时,利比亚的经济开始向外国投资开放,中资公司就是从那时开始进入利比亚的。赛义夫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资助两份报纸,允许有限度地批评政府。一
时间,不像他父亲那样穿贝都因游牧人的袍子、而是穿西装的赛义夫,成了新利比亚的象征;也成为本国年青一代的偶像,颇有嫁人要嫁赛义夫的气势。
那位名师巴伯认为,赛义夫当时确实是真心搞改革,拿“卡扎菲基金会”的资助,为利比亚的改革出谋划策,实在无可厚非。他称赛义夫为利比亚的迈克尔·柯里昂
——电影《教父》的男主角。这个本来不愿混黑道的儿子,却因为父亲被杀,不得不接管家业并成为新的黑手党老大。巴伯觉得,西方现在也可以找赛义夫谈判,他
毕竟比卡扎菲更了解利比亚之外的世界。
这是西方社会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西方社会内部越来越民主,舆论越来越偏向普通民众。而普通民众论人事,则倾向于选择轮廓分明的道德完人和铁杆民主派。但是,在一个越来越平的地球上,当西方必须与出身其他文明的人打交道时,这一倾向是否足够现实?
利比亚是小国,相对容易处理,如果来往的是大国呢?奥巴马进白宫后,顺应民意,将经济危机的责任堆在华尔街和大企业头上。这种气氛下,对大企业的监管全面
紧收。美国的海外行贿处置法,本来针对的只是受贿者为政府官员的情况。现在司法部作出新解释,将国有企业人员都算作政府官员,这就大大扩展了“海外行贿”
罪的适用范围。有关人员还明确地说:他们现在特别注意与中国的交易,因为如今美国公司交往最多的是中国大型国企。
有律师问权威人士:这样扩大解释后,行贿的标准到底在哪里?权威人士举了个例子。假设某美国公司在外国建了厂房,投产时请当地官员剪采。送他一件印着美国
公司商标的T恤,那肯定没问题。但是,如果这位官员喜欢打高尔夫,你请到美国来打几杆,那就很可疑。这位权威人士的脑筋,似乎还在扩大解释之前。如果剪采
的是位市长,你请他到美国来打球,显然看着像行贿。如果剪采的是合作方国有企业的经理,他很可能来美国从事商务活动。美方经理带他去自己的俱乐部打一场高
尔夫,司法部怎么界定这是行贿还是正常联谊?
一位美国朋友说,这类监管逼得他非常小心。他曾经去报销在中国请客吃饭的账单,财务部门要他把每一位客人的名字和职务都写下来,这样政府查账时比较容易说
清楚。朋友跟中国方面还是打过一点交道,多了个心眼,立即发短信问:行不行?中方客人说不行,朋友只能为报销另想名义。笔者开玩笑,说你自己掏腰包算了。
朋友说:那更不行,一旦打官司,那就不是对着公司而是对着他个人,他得自己掏腰包请律师。
受到新教传统的影响,美国人确实比较简朴。某次去一家跨国公司蹭圣诞晚宴,一年最隆重的一顿饭,一桌十二个人,只放一瓶红葡萄酒,一瓶白葡萄酒。一杯酒干
了四、五次才敢喝一口。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小说里,那时美国工业生产开始超越欧洲,欧洲大企业家开始来“野蛮”新大陆谈生意,见到美国百万富翁的午
餐就是办公室里一个三明治一杯白水,惊得一顿午饭要吃三小时的法国人半晌无语。小布什甚至将这作派带入白宫,经常请来访国家元首吃这类“工作午餐”。
人人痛恨腐败,个个喜爱民主,但是,当两种文化相遇时,从一种文化看来黑白分明的事;从两边的角度看,却可能混成一片灰色。伦敦政经学院的戴维斯,曾经是
个公认的好校长。他是国际金融专家,还是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顾问。注重“关系”的中国人,会注重吃饭、打球中慢慢炖熟的关系,这种风俗也不是一时
三刻能改变的。西方人或许可以不买利比亚的石油;但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难道美国人还能不跟中国做生意?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现实中的灰色区域也是现实。还是扩大并方便互相接触比较好。而且,地球越来越平,你懒得接触,别人还要接触上来呢。中国即将帮助古巴勘探沿海石油了。美国与古巴是海上近邻,坚持不与古巴接触的旧政策,如何共同防范可能的海域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