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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菏泽市委书记赵润田表示，当前贪污腐败多，处罚力度太轻，从而助长了这种坏的社会风气。对贪污处罚较轻，这对一个人可能是人性关怀，但等于纵容更多人走这条路。“如果贪污50万元就处以死刑，就没人敢贪污了。”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周玉华对此持不同态度，“如果贪污犯罪都能及时发现，那就好了。但假如每100个人只能抓到1个，那都杀了也没用”(3月13日《新京报》)。

毋庸讳言，几乎无处不在的腐败行为，最为社会公众所深恶痛绝，亟须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反腐败的话题如果在“两会”上得不到应有的关注，肯定是令人遗憾的；如今，代表委员对于反腐败话题的大胆发言，反倒备受公众的欢迎。用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梁晓声的话说，“人民大众对于腐败的忍受力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已经到了临界点。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与腐败决一死战，这是关乎中国命运的战役。”

“如果贪污50万元就处以死刑，就没人敢贪污了。”如此大胆的发言，获得了公众的一致好评；对贪污犯罪处以极刑，一直被大众看作是遏制贪腐最重要的武器。历史的渊源，也许可以追溯到明太祖朱元璋发明的剥皮萱草酷刑。然而在现代社会，且不说“贪污50万元就处以死刑”是否公平正义，也不说这样严厉的“打黑”会否演变成强势群体的“黑打”，但可以肯定的是，单纯指望以严刑峻法来遏制贪腐，恐怕是“吓不倒”贪官污吏的。

事实上，贪腐行为的产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涉及的深层次问题很多，并不只是某个官员太黑这样一个纯主观的问题。比如说，纵容腐败的环境太宽容，腐败就像探囊取物一样容易，甚至很多公众都产生了行贿的惯性，教师节必须给红包，看医生必须塞点儿钱，甚至办税办车牌等窗口业务都要给两包好烟……很多时候，其实不是官员有意要贪，而是想躲都躲不开。我们虽然都对腐败深恶痛绝，却又缺乏对贪腐的正义之气，个人利益的考量面前，一些人往往是说一套做一套，一边儿痛骂腐败，一边儿行贿不迭。

再一个更本质的问题是，腐败行为东窗事发的概率极小，官员之所以敢贪是因为自信不会被发现。揆诸现实，“情妇反腐”、“小偷反腐”之类偶然反腐案例太多了，官员感觉不到那种时刻存在的监督压力，不觉得自己被“关在笼子里”，公众也无法对“神秘的官员”展开有效监督——往往某个官员在一地主政多年，地方民众对其私人情况却一无所知。如果“每100个人只能抓到1个”，即使把抓到的贪官都杀了，其余的贪官也完全有理由自信不会是那倒霉的1%。

事实上，在清廉的香港，对贪官的惩治力度要比内地逊色很多，被判十年以上的贪腐官员极少；廉政公署的绝招在于“零容忍”——你贪污1元，那也是贪，我们也要查，如果贪污罪成立，就将失去高达几百万港元的养老金和公职。相比之下，我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独立的权威反腐机构，也没有十分完备的反腐制度，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尚未出台，而且法治精神并未完全深入人心，为了个人利益人们不惜主动行贿——在这样的情况下，“贪50万判死刑”亦不足以遏制贪腐，徒增残暴的口实而已；这样的残暴反倒会增加官员的戾气，进而导致官民对立。